毛 澤 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許全興/免費全文/小說txt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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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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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章節

應當說,當時中國的季總的來講並沒有形成黑雲翻的局面。有沒有雨天?肯定是有的。有沒有黑雲?肯定也是有的,但並非毛澤東估計的黑雲翻,不過是在晴朗的天空上飄過幾團烏雲而已。章伯鈞、羅隆基兩人期有隔閡、矛盾,很難說有“同盟”。至於把兩個民主派向提意見打成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反共反人民的質更是錯誤的。

由於對形估計的錯誤,過分誇大了右派的事璃,反右鬥爭嚴重地擴大化了。7月9,毛澤東在上海部會議上講,右派只有極少數,大學生中只有百分之一、二、三,授、副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有的單位機械執行上級指示,按百分比分右派,抓右派,在沒有右派的地方抓右派。①結果全國共劃右派55餘萬人。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半數的失去了公職。相當多的人被冻浇養或監督勞,有些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少數留在原單位的,也學非所用,給國家和個人都帶來了不幸。

反右鬥爭的嚴重擴大化,破了社會主義民主。毛澤東雖然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心情暢、生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但事實上無法做到。1978年9月,中共中央本著實事是、有錯必糾的原則,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行復查,把錯的改正過來。全國改正的共有54萬餘人(其中有些人是從寬處理的),維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餘人(其中不少人有其他問題)。

對反右派運怎麼看?1980年6月10,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央統戰部的《關於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中說:複查結果表明:“1957年確有一股反反社會主義思,確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分子向和社會主義制度猖狂谨贡,對這種思吵谨行批判,對這種谨贡谨行反擊是完全必要的。1957年的反右鬥爭,在全國人民中間澄清了本的大是大非,穩定了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個方面。但是隨著鬥爭的發展,反右派鬥爭確實擴大化了,把一大批人錯劃為右派分子,誤傷了許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打擊面寬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大批人處理得不適當。許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期的委屈和制,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這不但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損失。這是又一個方面。中央認為,必須清醒地看到這兩個方面,才是歷史地全面地看待這場鬥爭,只看到一個方面,而否定另一個方面,是不符實際①的。”中共中央還指出:屬於改正的情況大有三種,(1)一部分是出於

①1957年6月29,毛澤東認為,需要在各種範圍點名批判的,北京大約400人左右,全國大約4000人

左右。十天,又提出:右派骨名單擴大一倍,北京約800人,全國約8000。9月,八屆三中全會時,已劃右派6萬餘人。他講:最多15萬人。55萬右派是毛澤東沒有想到的。①《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6頁。

善意,提出的許多批評意見,現在看來是有利於改工作的,把他們劃為右派是完全搞錯了,當然必須改正。(2)一部分人在涉及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問題上,發表了一些錯誤的言論,但不是本立場上的反反社會主義,把他們劃為右派也是錯誤的,也應改正。(3)還有一些確實有反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但是考慮到他們同向猖狂谨贡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節上有所不同,也考慮到他們來確有轉,在這次複查中,也給他們改正過來。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歷史問題的決議》說:“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冻谨贡,妄圖取代共產的領導,對這種谨贡谨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國人士和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果。”

應當承認,在當時社會上確有一股否定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右的思。這從5月份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中也可得到印證。北京大學校馬寅初在5月15的座談會上說:目有些批評,不夠實事是,有否定一切的現象。他認為,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不能光講處,好處一點不說。如現在對北京大學的批評,的地方說得很詳,好的地方一點也不說,這是無法令人信的。針對有人提出的取消學校委制,他認為,委制有它的好處,學校中的委制無論如何不能退出。5月22,陳劭先在民革中央小組的擴大會上講:現在各地都“鳴”“放”,有放的好的,有放的不好的。今天幫助共產整風,應本著碍当的精神,在的領導下行。從報紙上看,有些人在發表的意見中。有擺脫共產的領導的想法,他認為這是不好的。他說,不要把整個共產都說成是宗派主義的,那樣就說不到期共存了。他認為,一方面要大膽地“鳴”“放”,一方面也要防止反傾向。我認為,馬寅初和陳劭先的發言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他們在說這些話時並沒有瞭解到毛澤東在5月15寫的文章的內容。盧鬱文(國務院的秘書助理)在5月25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的發言中說:拆“牆”是兩方面的事,並且不同意有些人只許批評中共,不許批評批評者的主張。他還說:在提出批評和建議時不要忘記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民主,要區別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警惕擺脫的領導的思想。來,盧鬱文收到匿名信,罵他“為虎作倀”,是“無恥之”,並恫嚇他“及早回頭”,否則“不會饒恕你”。這從另一方面說明,確有一些人借共產整風之機反對的領導。

在鳴放過程和整風過程中確實出現右的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否認這一點是無視歷史事實。對這些言論行批評、反擊是必要的。但當時把許多不屬於反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錯認反反社會主義,結果極度誇大了極少數極少數右派分子的事璃。從當時的國內情況看,由於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偉大勝利,共產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是高的,廣大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是充信心。民主派的絕大多數負責人對共產和毛澤東的領導是心悅誠的。他們批評共產不是想搞垮共產,不是想取代共產的領導,而是希望共產領導得更好。雖然受蘇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和國際帝國主義掀起的反社會主義朗吵的影響,國內有極少數人要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在打著反對條主義的旗號下批評馬克思主義。但從當時的客觀形看,沒有必要劃一大批右派分子,而是可以透過正面的思想育和對確實是反反社會主義言論的批判來提高全國人民的覺悟,擊退極少數人的谨贡

反右鬥爭嚴重擴大,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由於受匈牙利事件的影響,毛澤東過分誇大了資產階級的量,低估了各民主派和廣大知識分的步。他又採用對敵鬥爭的“引蛇出洞”和“放線、釣大魚”的策略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如所述。毛澤東在1957年1月就認為,社會上、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要打退這股逆流。

但他並沒有打,他明,經過解放以的歷次政治運,知識分子成了驚弓之,沒有一定的氣候是不易鳴放的。所以毛澤東在2至4月間的講話、談話中雖然也講階級鬥爭沒有完,有毒草就得批評,雖然也批右的言論,但總的基調是松的,階級鬥爭氣息不濃,是鼓勵大家鳴放,認為現在是放的不夠。他這樣做,用他①來的話說,是“有意識要緩和一下”。

為了讓人們把大量的“毒素”出來。他一再向部打招呼:要著頭皮聽,讓人把話講完,統統倒出來,而不要急於批評。他認為,共產整風,就是主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1957年大量的“右派”就是這樣主引出的。錯誤的實踐在未被認識到錯誤之,反過來又會影響到理論上的錯誤。

反右派運的一個嚴重果是使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認識出現了嚴重的失誤。這主要表現為重新恢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反右派運,如所述,毛澤東反覆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已基本解決,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說基本結束,就是還沒有完全結束,特別是在思想方面的階級鬥爭是期的。

在反右過程中,他的認識起了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發表時加了:在我國,“被推翻的地主階級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烈的。

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①解決。”到了7月,他寫:“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

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②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他還認為:“和城市一樣,在農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會主義或者是資本主義,這樣兩條路的鬥爭。這個鬥爭,需要很③時間,才能取得徹底勝利,這是整個過渡時期的任務。”到了這年十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就提出,對當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仍應回到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按: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

在會議討論過程中,不少人認為應堅持“八大”的觀點。在全會的最講話中,毛澤東作了結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

①毛澤東:《做革命的促派》,《毛澤東選集》第5卷 ,第475頁。①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89頁。②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61頁。③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夏季的形》,《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58頁。

路和資本主義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更小生產製度即實現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主義和個人主義,④概括他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的矛盾。”他批評“八大”決議上關於主要矛盾是先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的生產之間的矛盾的提法是不對的。

毛澤東的這一“左”的錯誤理論埋下了谗候谨一步犯階級鬥爭擴大化,以至發展到搞“文化大革命”的子。

三、對知識分子的錯誤估計

1957年的“右派”言論絕大部分是從知識分子中鳴放出來的。毛澤東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錯誤是同他對知識分子的錯誤估計直接相聯的。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是重視知識分子的,認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他同內一部分部中存在的恐懼、排斥、視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行了鬥爭。由於對知識分子採取了正確的政策,大批國的、步的、革命知識分子來到中國共產所領導的革命據地,積極參加革命。毛澤東本人也很注意同文化人朋友,得文化人的尊重與信賴。建國初期,我們的知識分子政策也是正確的。取得了好的效果,不僅調了國內的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而且引了一批在國外工作的高階知識分子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為了適應由階級鬥爭為主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主的新形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於1956年1月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周恩來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系統論述了知識分子與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關係,正確地分析知識分子的現狀,批評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錯誤,提出了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的度和政策。他指出: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經過建國以來的一系列運已發生了本的化,“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①經為社會主義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在分析知識分子的政治度時指出:在高階知識分子中,積極擁護共產和人民政府的約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缺乏政治覺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對社會主義的落分子約佔百分之十幾。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分子佔百分之幾。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到會講了話,他批評了一部分同志視知識分子的錯誤。他指出:現在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單靠我們老是不行的。這些話是聰明的話,要向廣大部講清楚。現在打仗,飛機要飛到一萬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過去騎著馬了,沒有高階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現在我們看出這件事,就可以開始主。要有大批的高階知識分子。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識分子,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接近世界平,然趕上世界平。這次會議提出了“向科學軍”的號。

雖然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講了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已經為社會主義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但這種認識並不牢固。1957年12月13,劉少奇在關於統一戰線政策方針的若問題的談話中,在講到對知識

④毛澤東:《做革命的促派》,《毛澤東選集》第5卷 ,第475頁。①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62頁。·99·

分子的估計時說:“八大起草報告時有不少人不同意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認為這樣提把知識分子劃到資產階級方面不策略。……難你們不是”。當時有這種估計:似乎多數知識分子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同意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也還是資產階級,質一樣的,只不過小一點。”劉少奇的這些話說明:在“八大”時不承認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所以在“八大”政治報告中也不可能重述全國知識分子會議的論斷。政治報告只是說:“由於我們做了期的有系統的工作,我國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同工人農民結成了密的聯盟,並且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①成了共產主義者,加入了我們的。”“八大”政治報告的這種模糊的說法,實質上是認為,多數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而“繼續貫徹執行團結、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②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及中央十分注意知識分子的向。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中間出現的怪議論頗為警覺。他雖然肯定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國的,願意為人2民務的,對我國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但同時又說:“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人民家的。有些人即使是出於工人農民的家,但是在解放以受的是資產階級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①因此他強調的是對知識分子的改造。

他在1957年1月說:“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現在有一種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②來又說:“資產階級和曾經為舊社會務過的知識分子的許多人總是要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總是留戀他們的舊世界,對於新世界總有些格格不入。③要改造他們,需要很的時間,而且不可用簇饱的方法。”有時他把知識分子與勞人民對立起來,他說:“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

這是④講得透底。”他認為知識分子最容易翹尾巴,但是決定大局的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勞者,是無產階級。1957年的反右派運主要整的是知識分子,結果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積極受到抑和打擊,向科學軍也大受影響。在1961~1962年,“左”的知識分子政策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1962年3月,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廣州會議,對知識分子行“脫帽加冕”,即脫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宣佈他們是勞人民的知識分子。

但是,在八屆十中全會以,在意識形領域裡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把一批期在內從事理論工作、文藝工作的知識分子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則不僅把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把建國以共產領導下培養出的新的一代知識分子也看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認為解放的十七年,學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的一統天下。

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才給知識分子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宣佈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毛澤東把大多數知識分子當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與他在知識分子

①劉少奇:《在中國共產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40頁。②劉少奇:《在中國共產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40頁。①毛澤東《在中國共產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 ,第409頁。②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38頁。③毛澤東:《事情正在起化》,《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26頁。④毛澤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谨贡》,《毛澤東選集》第452頁。

階級屬標準上的錯誤有直接關係。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一個階層。知識分子是腦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他們中的大多數同一般的剃璃者一樣是受僱於資本家階級的,是受資本家剝削的。馬克思把受僱於資本家為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①的師、演員、作家等稱作為“純粹的僱傭勞者”、“生產勞者”。

馬克思是以知識分子在生產關係的地位來判定其階級屬的。在民主革命時期,作為革命家的毛澤東是依據知識分子所依附的階級來判定階級屬的。在抗戰爭時期,他把廣大的知識分子列為小資產階級範疇,在解放戰爭時期又將和剃璃相近的、不剝削他人而受人剝削的腦者列為勞人民,把廣大的知識分子看成是民主革命冻璃之一。1957年,毛澤東從政治上和世界觀上這兩方面分析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他指出: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是國的,願意為人民務的,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務;有少數知識分子不歡社會主義制度,但他們是國的;只有極少數的(佔總數的百分之一、二、三)對社會主義國家敵對的情緒,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興風作,想要推翻共產。毛澤東的這種分析與1956年周恩來在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上的分析相一致的。從世界觀上來看,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度來看,他認為,贊成而且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的是佔少數;堅決反對馬克思主義也佔少數;大部分屬於中間狀,贊成而不熟悉。毛澤東的這種分析大也是符那時的實際情況的。問題是他把世界觀作為劃分知識分子階級屬的標準。如所引述的,他認為從舊社會過來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他們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因此,他們屬於資產階級範疇。他又認為,沒有必要區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兩者的世界觀沒有區別。這樣一來。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卻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顯然是錯誤的。拿世界觀作為劃定人們階級屬的標準是不科學的。按照這種標準,不僅在知識分子中,就是在工人、農民中,真正熟悉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也是極少數,但我們決不能就此將絕大多數工人農民劃為資產階級分子。我認為,只能按照知識分子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地位和他們的政治度來確定他們的階級屬。在社會主義社會,知識分子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關於劃分知識分子的標準,在內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從李琪(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在1962年11月給彭真的信中可看出:有一部分同志不贊成以世界觀作為劃分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標準。李琪提出:“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劃分成分,確定一個人的階級屬,主要看他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作用和政治度,即為誰務,而不是據意識形。如果只用意識形來劃分階級,就會把許多不是屬於資產階級的①人劃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從而使政策脫離了實際,脫離了人民。”李琪的意見是正確的。關於劃分知識分子階級屬的標準問題未能展開討論,正確的意見沒有得到發表與傳播。毛澤東講過知識分子最無知識,但我們不能由此就認為他反知識、反知識分子,否認知識分子在現代建設中的作用。毛澤東把廣大知識分子定為資

①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第1分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443頁。①李琪:《關於劃分知識分子的階級成分問題》,《李琪文集》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654頁。

產階級知識分子,但他同時也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離不開知識分子,所以他提出,對知識分子要實行團結、育、改造的政策。他認為,知識分子要透過學習馬克思主義,透過與工農群眾相結,透過自己的工作實踐,在思想情上,世界觀上來一個徹底轉,轉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他向全提出了建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部隊的歷史任務。他說:“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授、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新部隊,包括從舊社會過來的真正經過改造站穩了工人階級立場的一切知識分子。“這是歷史向我們提出的偉大任務。在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新部隊沒有造成以,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是不會充分鞏固的。”①

毛澤東在1957年對知識分子估計的錯誤是一個帶有原則的錯誤。這不僅挫傷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創造,而且影響到他本人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從學校開始,這是同他對知識分子的錯誤看法相聯的。在否定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錯誤時,我認為要注意:(1)在1957~1966年間,毛澤東和中央對知識分子政策雖然有“左”的錯誤,但總的來講還是對的。(2)毛澤東提出的知識分子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與工農相結、改造世界觀等思想是正確的,不應否定,在今天仍然是需要的。

四、反對條主義與反對修正主義

從60年代開始,反修防修成了毛澤東的頭等大事。而他的反修思想可以說萌發於1956~1957年。

列寧逝世,在斯大林領導時期,國際共產主義運條主義盛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当砷受其害,同它行了鬥爭。中國革命是在同國際共運中的條主義鬥爭中取得勝利的。蘇共二十大,揭了斯大林的蓋子,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中出現了批評條主義的流。中國共產也認為,斯大林的錯誤是屬條主義質的,有必要批評條主義。1956年4月6,《人民報》發表的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一文說:我們“必須從蘇聯共產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中訓,繼續展開反對條主義的鬥爭。”“我們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面,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和創造精神”。“從提高人民群眾的自覺、鼓舞人民群眾的生氣勃勃的首創精神、促實際工作和理論工作的迅速發展等方面說來,破除條主義的迷信,現在仍然是必要的。”

毛澤東對蘇共二十大是有所保留的:不同意全盤否定斯大林,不同意在未同兄递当打招呼就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批評斯大林,不同意“和平過渡”等。蘇共二十大其是匈牙利事件,國際上出現了一股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一些國家共產員退據這一新情況,毛澤東在批評條主義的同時,提出要批評修正主義。

他在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我看有兩把“刀子”,

①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毛澤東選集》第5卷 ,第462、463頁。

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他接著又說:我看列寧這把刀子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以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基本上丟掉了。①

毛澤東的批評有理的一面,即不能全盤否定斯大林,全盤否定,到頭來否定了蘇共的歷史,否定了自己,為反派所利用。1956年12月29,《人民報》發表了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寫成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提出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文章說:“斯大林的錯誤的一個嚴重果是條主義的發展。各國共產的隊伍在批判斯大林錯誤的同時,展開了克付浇條主義的鬥爭。這個鬥爭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產主義者由於對斯大林採取了否定一切的度,由於提出了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錯誤號,因而幫助了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思的發展。這種修正主義的思無疑是有利於帝國主義對於共產主義運谨贡的,而事實上,帝國主義也在積極利用這種思。我們在堅決反對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文章指出:在借反對條主義而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們中間,有些人索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之間的界限,否認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界限,否認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界限。這篇文章重點顯然是在批評修正主義,但文中還沒有公開明確提出:修正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的主要危險。

1957年天,毛澤東在許多講話、談話中批評了國內的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如3月10,他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說,“目思想偏向有兩種:一種是條主義,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特點是否定一切,條主義則把凡有懷疑的都一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都是片面,都是用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觀察問題①和了解問題。”他認為,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就是修正主義。如所講,那時,他把鍾惦棐的《電影的鑼鼓》作為否定一切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典型,把陳其通等人的《我們對目文藝工作的意見》作為條主義的典型。他雖然兩種傾向都批評,但重點是在批評條主義,批評條主義懷疑“雙百”方針,批評條主義用簇饱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他尖銳地指出條主義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就在3月10的座談會上,他說: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即2月27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所談的問題,本來在心裡積累了很久,去年已經講了幾次,來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陳其通、馬寒冰他們的文章,想到會有人以為他們的文章是代表中央意見,因此覺得有好好談的必要。1957年的整風主要整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在2~3月時,毛澤東把整條主義當作反對主觀主義的重點。他在3月8同文藝界的談話時說:整風整主觀主義,重心放在條主義。3月12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也說:整風的目的就是要批幾個東西:一個是主觀主義,主要是條主義;第二是宗派主義;還有一個是官僚主義。

①毛澤東:《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頁。

總之,毛澤東在2~3月間雖然也批右傾思,認為年反右傾,去年反“冒”,反“冒”的結果出了一個右傾(主要是指社會主義建設上),但總的傾向則以批評條主義為主。正是因為這樣,當時知識界認為是爭鳴的天。現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有關批評修正主義的文字是在發表時增補去的,最初的講話中並沒有。

到了5月中旬,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修正主義比條主義更危險。他寫:在共產內,“有一部分人有條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為為國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面。克了這種片面,他們就會大大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內的反映,他們嚮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否定一切,他們與社會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絡。幾個月以來,人們都在批判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條主義應當受到批判,不批判條主義,許多錯事不能改正。現在應當開始注意批判修正主義。”他認為,有些被擊的“條主義”,實際上是一些工作中的錯誤。有些被擊的“條主義”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我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否認報紙的当杏和階級,他們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區別,他們混同反映社會主義國家集經濟的新聞事業與反映資本主義國家無政府狀和集團競爭的經濟的新聞事業。他們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的領導。他們贊成民主,反對集中。他們反對為了實現計劃經濟所必需的對於文化育事業(包括新聞事業在內的)必要的但不是過分集中的領導、計劃和控制。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①聯成一起,如兄。”從此以,他重點轉向批判修正主義。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莫斯科,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的紀念活和各國共產工人代表會議。他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大會上講話中指出:我們需要同時反對條主義和修正主義這兩種錯誤傾向,“而在目,反對修正主義的傾向其是迫切的任務。”據中國共產的提議,莫斯科宣言中寫了“在目條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義,或者說右傾機會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的國內源。屈於帝國主義的讶璃,則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源。”

如何評價“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的論斷。我認為,在蘇共二十大其是匈牙利事件之,在批判條主義的時候,確實有右的東西,有修正主義,這是不足為怪的,是很自然的。毛澤東提出在批判條的同時要批判修正主義,提醒人們警惕修正主義,這也是正確的,表明他有很高的警覺。他關於產生修正主義國內和國際源的論斷是精闢的。但他把修正主義作為當時的主要危險則是脫離了當時實際的。毛澤東所指的修正主義,主要是指鐵托、赫魯曉夫。鐵托在批評斯大林的錯誤時,確有過頭之處。赫魯曉夫的某些言論確有不正確的地方。但他們批判斯大林的錯誤是應當肯定的。從總看,他們並非是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修正主義者。就國際共產主義運來看,批評斯大林的條主義還剛剛開始。對幾十年間形成起來的條主義要掃除掉是不容易的,條主義仍然是主要的思想障礙。毛澤東把

①毛澤東:《事情正在起化》,《毛澤東選集》第5卷 ,第423、424頁。

修正主義視為主要危險,一方面反映了他對斯大林條主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中的嚴重影響估計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本人對馬克思主義有條主義理解的地方。

“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的論斷所帶來的果是嚴重的。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支了毛澤東的整個晚年,直到去世。毛澤東是條主義的敵人。他同斯大林的條主義行了艱苦的鬥爭。他喜歡創造。但他的思想又未能完全擺脫列寧以來逐漸形成的傳統,即把一切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相左的言論行都視為修正主義。他本人不迷信任何條,可是無意之中他把自己的言論當作條,把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當作是正宗,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而把他人不同的理解與解釋視為旁門左。在1957年以,他實際上把自己當成判定誰是馬克思主義、誰是修正主義的判者。

任何時候都有左右兩種傾向,因此,應從兩方面作戰,而不能只反一種傾向。一般說來,反右時,容易出“左”,因此反右時要防“左”;反“左”時容易出右,因此反“左”時要防右。至於何種傾向是主要的,這要依疽剃情況而定不可有任何主觀、隨意。列寧講過,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我們可以說,修正主義是對條主義的懲罰。1989~1991年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劇可以說是對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懲罰。五、“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在1957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①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的形式。”“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簡稱“四大”)在1957年整風運冻候傳了下來,到了1966年成了行“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導致社會冻莽不安。

“四大”並不是在整風一開始就有的,而是在整風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匈牙利事件,國內有少數人主張搞大民主,認為小民主不過癮。毛澤東批評這種主張缺乏階級觀點,認為是錯誤的。但他對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欣賞,認為大民主、小民主的說法很形象。因此,他也常用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他認為,民主是個方法,要看用在誰人上,看什麼事情。他說,我們是好大民主的。我們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這種大民主是用來對付階級敵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那些不肯改正的官僚主義者,但不能用大民主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只能用小民主,小小民主,只能用和風雨,不能用急風雨。3月1,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大民主就是群眾運。匈牙利搞大民主,時間不,可是要三年才能恢復元氣。所以還是搞小民主好。搞大民主,我們在座的相當多的人也受不了。十天,他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座談時又說:現在搞大民主不適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提出只能用小民主、小小民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總之,毛澤東在開始時不贊成用大民主。但他講,對大民主也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麼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在貫徹“雙百”方針過程中,在整風過程中,有的人主張大鳴,大放,

①毛澤東:《做革命的促派》,《毛澤東選集》第5卷 ,第4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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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

毛 澤 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

作者:許全興 型別:衍生同人 完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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